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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留守”未必“失守”——對江蘇興化南宋村的定點觀察
2019-06-21 15:22:33    華夏經緯網

    2014年7月10日,南宋村,9歲的林曉雪(左)在喂2歲的弟弟吃西瓜。

    曾經浩渺的大縱湖,據說是施耐庵《水滸傳》中“水泊梁山”的原型,其南北兩岸的兩個自然村,“宋”均是大姓,北邊的為“北宋村”,南邊的是“南宋村”。

    南宋村共有人口約2100人,其中約960人常年外出打工,約90%的孩子、70%的老人和30%的女人在村中留守。這些年來,我嘗試走進他們的生活,努力記錄他們的喜怒哀樂,探討“留守”給他們帶來的微妙變化。

    留守的孩子,如何長大并融入社會,社會各界一直在擔心。一些觀察者更愿意將留守孩子置身于悲情之中,擔憂其成長過程中因親情缺失導致的心智不全。

    誠然,留守的孩子,存在嚴重的“親情饑渴”,內心容易封閉,行為習慣差,需要更多的社會關愛。但老話一直告訴我們,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”。從我的記錄看,我所關注的留守孩子,目前尚無一人偏離正常的成長軌道。戴上“有色眼鏡”看他們,多少有點不如人意;平常心看待,他們都是正常孩子;如果讓他們的父母來評價,他們和孩子,都不容易。

    初識留守的孩子

    2013年1月走訪中堡中心校時,我記錄了兩位留守的孩子。

    “每次送爸爸媽媽到村口,我都忍不住哭,特別是說最后一聲再見時。”12歲的何琪是江蘇興化中堡鎮中心校的學生,父母都在外地打工,每年只有在清明節或春節回家。她從三年級就開始寄宿,每周五回家,家里有爺爺奶奶,還有一個小弟弟。“我經常想爸爸媽媽,就躲在被窩里哭。”

    中堡鎮中心校當時有642名小學生,其中390名留守兒童。時任校長祭德華說:“城鄉教育資源不平衡,最大的不平衡是家庭教育的不平衡。城里孩子可以有爸爸媽媽陪著看書做作業,在農村尤其是留守兒童家庭,幾乎看不到。這種親情的缺失,很難彌補。”

    那一天,我隨機選擇了一輛校車,跟放學的孩子一起回家。

    “雖然家里住的不是樓房,只要能住就行了,我更希望爸爸媽媽回來,不在乎他們賺多少錢。”8歲的林曉雪坐在校車第一排,抱著自己的書包,看著窗外結冰的水面咬著嘴唇說。“他們外出打工是為了我好,但我寧愿他們在我身邊。”

    林曉雪的父母那些年都在上海打工,每年清明節和春節才回家。南宋村離學校8公里左右,因為才上二年級,她還不能寄宿,每天在老師的護送下坐校車回家。“下半年我上三年級,就要寄宿了。”盡管學校有老師的呵護和同學的陪伴,曉雪并不情愿寄宿,她提出讓奶奶在鎮里租房子,放學依然能回家,但考慮到奶奶的辛勞,又放棄了。“奶奶也不容易,我都能理解……”輕聲細語的,成熟得令人幾乎不敢相信她才8歲。

    讓我印象更深的,是她內心的擔憂。“媽媽馬上要生小弟弟了。有了小弟弟,媽媽可能就不會喜歡我了。”

    車到村頭,爺爺奶奶們圍聚上來,接走了各家孩子。我并沒有下車,因為當時的采訪已經結束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學校

    去往南宋村的路上,校車經過“丁”字路口,那指向“南宋”的路標,讓我心生向往。當年年末,我決定再次探訪南宋村,和同事在村里呆了5天4夜。

    早上6點40分左右,東方逐漸有了魚肚白,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著。冬天的寒意,直往我高高豎起的衣領里鉆。街頭、巷尾,不斷跳出背著書包的小學生,匆匆趕往村頭坐校車。

    見我拿著相機拍照,一名八九歲的女孩好奇地問:“你們從哪里來啊?”“南京?為什么從南京到我們南宋來啊?”

    為什么到南宋來?女孩的問話,讓我仿佛有了穿越感。“我身處南宋嗎?”沒等我回答,銀鈴般的笑聲已經遠去。

    當年,中堡中心校有來自南宋村的32名留守學生。

    我和六年級學生一起上晚自習,在凜冽的寒風中回到宿舍。他們打水洗臉、洗腳,動作熟練。來自南宋村的趙健是為數不多戴眼鏡的孩子,他身材瘦小,穿著厚厚的棉襖,但洗完腳后,穿的還是夏天的涼鞋。

    趙健坐在床上,害羞地笑,說自己習慣寄宿生活了,一切都挺好。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,四年級下學期才轉回中堡鎮。但我隨口問的一句“如果有可能,還是希望和爸媽留在杭州吧”,讓他的眼淚瞬間涌了出來……

    第二天從知情的老師那里知道,趙健的父母正在鬧離婚,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讀書。老師說,趙健很聰明,學習也認真,只是父母的事讓原本就內向的他更不愛說話了。

    “比較起來,父母在身邊的孩子更活潑些。”62歲的黃秋英說。她是學校的生活老師,照顧過很多寄宿生。在這所學校,所有任課老師都是代理爸爸、代理媽媽——除了傳授文化知識,還要特別關注留守孩子的心理。老師們都說,雖然孩子們看起來比較適應學校生活,但對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,不能觸碰。

    阮佩君老師曾給一個五年級寄宿班上音樂課,教孩子唱一首歌——《留守的孩子》。

    “那條花格褲,褲腿變短了,奶奶說我的個子,又見長高啦。我考了滿分老師夸我了,哦……遠方的媽媽,你會知道嗎……”“都說媽媽在哪,哪里就是家,可是打工的媽媽,遠在天涯。我多么盼望你能早點回家,在媽媽懷里,眼含幸福的淚花。”

    阮佩君覺得這首歌歌詞寫得特別真實,所以就教孩子們唱。課上還一切正常,但后一堂課的老師一下課就急匆匆過來問:“你教他們唱的什么歌?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?”阮佩君說,從那以后,她再也不敢教這類歌了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團聚

    恰逢年底,正是團聚的前奏。陰歷臘月廿五,在外打工的南宋人回來了一大半,還有一些人在路上。宋子嫻的父母,要到年三十才能回來。6歲的宋子嫻愛笑,兩個淺淺的小酒窩特惹人愛。奶奶幫她扎了個羊角辮,走起路來晃來晃去。

    那幾天,她幾乎天天都在盼著父母回家。別家小朋友的父母都回來后,就不找她玩了,她很寂寞,只能獨自在家看動畫片。看了一會兒,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起身將在幼兒園獲得的“好孩子”獎狀貼在自己床頭,說要給父母一個“驚喜”。

    10歲的徐灝成績一直不太好,父親徐志勇剛從外地回家,并未責怪太多,因為他知道自己虧欠兒子。“想給兒子買臺電腦學習機,希望能對他有幫助吧。”

    徐志勇是位廚師,21歲就外出打工了,一直在蘇州的各家小飯店換來換去。前幾年他和愛人到蘇州一個學校食堂打工,兩人每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。見我來訪,他趕緊從里屋拿出“好茶”招待。他說,也曾想把孩子帶在身邊,可是帶出去只能上民工子弟學校。

    “如果學習好,會讓他一直學下去;如果成績不好,將來考慮在蘇州給他買房,或者就在老家蓋房,但他也要出去打工。”徐志勇認為,中國的父母千辛萬苦,都是為了孩子,“我們在外打工,都是夾著尾巴做人,所有的寶,全押在孩子身上了。”

    徐灝平時很調皮,一副“混世小魔王”的樣子。父親回來后,他安靜多了。徐志勇認為兒子怕他才這樣,我的感覺是,有父親在身邊,孩子多了份安全感,自然就“乖巧”了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送別

    正月十五是南宋村一年里最熱鬧的一天,轟轟烈烈的廟會之后,外出打工的人將重踏征程,村莊將重歸冷清。因為即將面臨離別,這一天,人們都在盡情狂歡,希望抓住歡樂時光的分分秒秒。平時冷清的小街,那天行人如過江之鯽,局部更是人山人海。

    35歲的宋友強在鎮江工作,過完元宵節就要出門。讓宋友強最放不下心的是兒子宋子豪。由于不在自己身邊,他無法對兒子的學習提太高要求,“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考上大學,但你必須孝順,在學校人緣要好,能混得開。”“孝順”和“人緣好”,成了宋友強對兒子的特別要求。

    離多聚少,留守的孩子與父母分別,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表現方式。6歲的宋子嫻春節期間并沒有整天黏著父親宋世健,因為父親比較嚴厲,經常管她。早晨送別時,子嫻還笑著甜甜地親了一下宋世健,可是當宋世健轉身離去時,子嫻鉆進爺爺的懷里號啕大哭。

    9歲的林曉雪扎著馬尾辮,牽著2歲的弟弟在村頭為母親送行。母親揮手告別時,弟弟大哭著“要媽媽”,不過奶奶一句“帶你去買好吃的”,弟弟就被哄走了;曉雪則咬著下嘴唇,眼淚嘩嘩地流淌。鄰居們一直在安慰她,但曉雪一聲不吭,緊盯著母親的背影,一直等到母親走遠,她才慢慢回家。

    12歲的黃雨荷,父母年初六就外出打工了。她沒有送別父母,因為“不敢送,送了更難過”。父母走后,黃雨荷在外婆的小賣部里擺了個小攤,借著難得的人氣兜售自己用氣球泡泡做的工藝品。

    與宋子嫻等“小小孩”的痛哭相比,林曉雪等“大小孩”的沉默更讓人揪心。也許幾年后,“長大”的子嫻也會這樣“習慣”與父母的分別,能夠咽下哭聲甚至躲避送別,但那種靜默,也許更傷心,更傷人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暑假

    因為惦記,2014年暑假,我再訪南宋村。

    “全村學齡兒童一百七八十人,留在村里的估計只有二三十號人,絕大多數都到外地打工的父母那邊去過暑假了。”村會計余永紅說。聽此一說,我的心里有點失落,仿佛采訪對象一下消失了,內心空空的。

    在村里穿行,偶遇宋子豪。13歲的他風一樣地從小賣部跑出來,手里拿著即將融化的冰棒。見到我們,他只是大叫一聲“啊呀”,又徑直跑回家,跑上樓。

    原來,他有兩個朋友正躲在樓上用無線網玩網游,他是負責出去買冷飲的。爺爺到鄰近的沙溝鎮打零工去了,奶奶下田忙農活,他成了自由自在的“小狗”。

    趙桂泉是南宋村的校外輔導員,他本來打算把留守的孩子召集起來輔導功課,便讓宋子豪去召集一下,沒料到宋子豪一口回掉了:“沒人。我找不到他們。”趙桂泉無奈地搖搖頭:“孩子的想法,和大人不一樣。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在關心孩子,他們卻認為這限制了他們自由。”

    父母不在身邊,村里的“宋子豪們”是自由的,不僅天寬地廣,活動內容也多姿多彩,可以摸魚摸蝦,玩玩石子泥巴,可以滿街滿院追得小貓小狗亂跳亂叫,任意揮灑他們的汗水。這種自由,足以令城里孩子艷羨。

    林曉雪中午剛去中堡鎮取父母寄給她和弟弟的包裹。光著屁股、光著腳丫滿地走滿地爬的林仁旭,正努力抱起一只小狗,體力不足,差點就和小狗滾到一起。見姐姐拆包裹,忙不迭地跑過來,鬧著要吃。曉雪打開一罐薯片,弟弟拿過去一邊吃一邊漏,小狗便搖頭擺尾跟在后邊“撿漏”。

    曉雪的成績非常優秀,墻壁上貼滿了獎狀。除了完成暑假作業,她還努力幫爺爺奶奶做家務并照顧弟弟。如果弟弟帶得好,奶奶還會獎勵曉雪5元錢。“我已經存了20多元,弟弟馬上要過生日了,我要到中堡鎮給他買個生日蛋糕。”曉雪自豪地說。長姐為母,沒人教她,曉雪儼然已是個大姐姐。

    第一次采訪曉雪時,她對即將出生的弟弟有很強的排斥感。再見她時,她完全沒了這種感覺。“以前的暑假,我總覺得很孤獨,因為玩伴少了。現在,我有弟弟天天陪著,就不寂寞了。”

    他們依然讓我感動

    菜花落盡結籽,燕子繞梁銜泥。一別已是五年,我突然萌生再訪南宋村的沖動。在這個時間節點,去看望5年后留守孩子各自的生活狀態。他們可能已經上了高中,可能已經考上大學,甚至可能已經走上社會。我努力尋找曾經記錄的每一個孩子。

    在中堡中心校,我順利地找到了林曉雪和她的弟弟林仁旭,以及曾經像“混世小魔王”一樣的徐灝。學校安排他們一起和我座談。

    15歲的徐灝個子1.83米,已經上初三了。“我成績還是不怎么樣,但我喜歡打籃球,是校籃球隊的后衛。我準備考體校。”對自己的未來,徐灝并不悲觀。他還熱情地向我介紹其他孩子。“那個余飛鴻,19歲,當兵了。宋子豪,前年就去了鎮江,到他爸爸那邊去了。假期還回來一起玩。”

    14歲的林曉雪,是初二(1)班的班長,成績一如既往的好,個子也1.74米了。我從不擔心她的成績,只擔心她的家庭。因為3年前,她的父母離婚了。

    “能問問你父母的情況嗎?”“沒事,我沒那么傳統,也沒那么脆弱……”曉雪笑著大大方方地說。

    “媽媽和爸爸在一起不開心,她離開爸爸,我不反對。現在她挺好的,經常和我們聯系,還給我和弟弟買東西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爸呢?”

    “爸爸在浙江打工,過年才回來。他馬上也要成家了……這些我都能承受,我只是擔心弟弟,我怕他長大了心里有陰影。”曉雪摟了摟懷里的弟弟。虎頭虎腦的林仁旭已經上幼兒園大班了,他只是好奇地看了看姐姐。

    “你不怕爸爸結婚后對你有影響?”

    “我已經長大了,將來不會和他們一起生活多長時間。我只要把弟弟照顧好就行了……”

    林曉雪的回答,讓我感動得有點心疼。她不僅能理解父母離婚并各自再婚的選擇,還主動承擔起照顧弟弟的責任。本想安慰她幾句,我卻不知道還能說什么。

    已經改變的道路

    聽說我到南宋村走訪,遠在鎮江的宋子豪特意在下課后加我微信,并用視頻與我通話。視頻中,他已然是潮男模樣,只是聲音仍顯稚嫩。

    “我就是想離父母近一點。”宋子豪就讀于鎮江市潤州區信息中專,學的是汽修電子。他說,將來還打算到南京金肯職業學院,學汽車修理。

    “是你自己提出來上中專的嗎?”“是的……”“好啊,到南京后聯系我。”宋子豪在電話那頭笑了。

    林曉雪還在傳統的求學路上,徐灝即將面臨“考體校”的選擇,宋子豪已經提前“變道”,而黃雨荷,盡管中途“變道未遂”,心中目前也有了方向。

    黃雨荷17歲了,第一年沒考上高中,復讀一年后,考上了民辦的板橋高中。“孩子很懂事,每次回來,都會幫我做家務。”57歲的劉叢花是雨荷的外婆,在村里打理著一間破落的小賣部。她驕傲地拿出雨荷在學校獲得的各種獎狀:“過年的時候,雨荷還給我買了部新手機。她說是她的零花錢。”

    劉叢花的女兒女婿在上海打工,女婿好賭,總是存不了什么錢,小賣部的生意也很冷清,一天賺不了幾個錢。黃雨荷能有零花錢給她買手機?

    當我趕到50多公里外的板橋中學,見到黃雨荷的班主任顧后盼時,才恍然大悟。“去年,學校給黃雨荷1000元助學金,她跟我說,那錢她會給外婆。”顧后盼說,黃雨荷家境要比其他很多孩子困難,基本看不到她吃零食。

    黃雨荷沒有更高的目標,她說,如果可能,就考個衛校吧。“初三結束時,我就想出去打工,或者上職業中學,母親不同意,一定要讓我讀完高中。”黃雨荷還是那么靦腆。“高中課程太難,我跟不上。”

    “你用助學金給外婆買手機了?”“嗯……”

    記錄也許還將繼續

    “我們學校的學生,基本上都是留守的。在學業上,很多學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努力。”在教師辦公室,顧后盼坦然對我說:“你知道,民辦高中的錄取分數要比公辦高中的分數低很多,所以,這里的學生,學習基礎都不是很好。”他停頓了一下,“但是,黃雨荷是目前還在努力學習的女生中,為數不多的人之一。”

    對于孩子的父母選擇外出打工,顧后盼認為“也許是做了最好的選擇”。“哪個父母不知道疼孩子?如果不外出打工,面朝黃土背朝天,孩子的大學學費怎么辦?以后的生活怎么辦?父母該如何向孩子交代?”顧后盼說,如果父母現在選擇陪伴,孩子將來的日子會更難過。

    中國人歷來留戀“老婆孩子熱炕頭”那種平靜溫馨的生活,乃至成為鄉愁的標配。只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發展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,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選擇離開生他養他的故土,去遙遠的城市獲取財富,去追求實現自己的夢想。與此相對的是,他們年邁的父母、未成年子女,大多數只能留在家鄉。

    民政部的統計顯示,截至2018年8月底,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余人。這些孩子,將來的命運會否不同于其他孩子,不得而知。因為每個人的成長會受到很多變數的影響,留守,只是其中之一。留守的孩子,的確比其他孩子少了親情呵護,但不能說他們就會因此“脫軌”。即使成長過程中出現某些異常,也不能完全歸咎于“留守”。

    誠然,留守的孩子普遍變得內向、因缺少父母管教而成績相對滯后,但也有活潑開朗、成績優秀如林曉雪者。而且,沒有父母的遮風擋雨,他們更早接觸生活的艱辛,更早學會自立自強,如黃雨荷,懂得節約,努力做手工藝品掙錢,還將助學金用來給外婆買手機。調皮的宋子豪,早早為自己規劃了未來。即使成績不如意的徐灝,也很樂觀地期待能在體校嶄露頭角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生活所迫,極少有父母會選擇拋家離子。兩害相權取其輕,正如教師顧后盼所言,父母外出打工、老人孩子留守,“也許是做了最好的選擇”。

    “留守問題”愈發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,各地都在探索幫助留守家庭的對策和方法而沒有放任自流,這對留守家庭而言,是個福音。但是,是否需要將留守兒童置身于弱勢的語境來同情來憐憫,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相對于非留守家庭,他們是弱者,但他們或許并不希望別人將他們視為“弱者”。

    我在南宋村采訪的最后一天,想去看看放學后的林仁旭。打零工的奶奶還沒回家,姐姐林曉雪在學校寄宿,林仁旭正拿著姐姐送他的手機在家門口興奮地打游戲。鄰居家一位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好奇地站在他身后看熱鬧,滿臉羨慕,冷不防被一位老婦人(估計是孩子的奶奶)抓著頭發往家拎,嘴里還吼著:“別人家沒父母管,瞎玩,你還不回家做作業?”

    那個孩子流著淚回家了。站在一旁的我,心被揪了一下——這就是留守與非留守的差別?

    我仍在努力關注著,希望能為這些留守孩子完成一個成長“全記錄”。 (朱旭東/文 李響/攝)

來源: 新華每日電訊  轉自:新華網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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